解决学前教育问题 我们应该降低办幼儿园的高门槛
幼儿园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排练节目。(新华社记者曹玉明/地图)
教育部网站11月19日发布了《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574号（教育类433号）提案答复的函》，对标题《关于将托儿所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提案》进行了详细回复，详细介绍了学前教育领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资金投入，并给出了“社会各界意见不一，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的结论。复函还指出，“当前最紧迫的是落实政府责任，着力拓展全纳学前教育资源，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全纳学前教育的接受。
由于义务教育制度的存在，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府安排的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的路径依赖。“高中义务教育”的呼声已经持续多年，学前教育也在这么做，但这不是解决办法。
事实上，我国现有学前教育体系中各类事业单位仍占30%左右，投入也不低。《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显示，我国学前教育总投资4099亿元，超过高职、中职教育。然而，公立学前教育的运行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公立幼儿园分布严重不合理。媒体《中国教育投资研究》公布的知名行业研究显示，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公园有4.56万个，占公园总数的55%；市区公立幼儿园只有11800所，仅占14%；乡镇公立幼儿园2.51万所，占31%。与2010年相比，这一分布没有太大变化。公立幼儿园这十年来没有跟上城市化的步伐，公立幼儿园在很多掏空领域存在的意义仅限于事业编制。而且公立幼儿园的管理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疾病”。虽然名义费用不高，但过年送礼等陋习普遍存在，父母经济负担不轻。更重要的是，这种风气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
现实是模仿义务教育模式，激活公立学前教育体系，是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运行。不仅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会难以管理。正确的方向还是市场化，降低进入门槛，吸引社会资本，鼓励市场竞争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对民办幼儿园的主要批评是价格昂贵，这不是市场机制的正常结果，而是行业管理设置了较高准入门槛的结果。在中国一线城市开办私立幼儿园的门槛有多高，可以从下面的公开报道中看到。
2018年10月31日，某一线城市的官方报纸刊登了《疫情下中国幼儿园行业发展现状调查分析报告2020年》的报道。报告介绍了当年2月在XX市XX区发布的《XX首个微小型幼儿园已经开园》通知，将“微园”定义为：学校规模较小的全日制幼儿园；办学规模5个班及以下，入园儿童150人以下；学校执照的有效期设定为4年。相对于办幼儿园的标准，XX区教育局放宽了办小公园的硬性规定，办学规模从至少6个班降低到5个班及以下；儿童人数(3-6岁)定为150人以下；每个学生的平均土地面积从10平方米减少到7平方米。符合办学条件的可以少到一个班。
报告的主要对象是，华汇幼儿园的前身钱慧幼儿园开业8年后，由于场地租赁发生变化，面积减少到1100多平方米，比规定标准少100平方米。如果没有工作指引的出台，这个幼儿园的未来将令人担忧。即使有法律依据，审批过程也可能长达五个月。根据指南，花园住宅周围50米内没有污染或噪音，儿童活动和辅助房间的层数应为3层或更少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线城市办私立幼儿园的要求有多高，即使办好了，生存也是多么脆弱。规定了办幼儿园的人数下限，即使放宽成微型幼儿园，门槛也绝不会“很小”。投资粗略计算是几百万。显然，便宜收费很难，也很难惠及所有人。这在一线城市很常见。有些地方不仅限制私人公园的开放，也限制它们的发展。私立幼儿园不准上市，不准开设分校，等等。这些考虑是什么？每项规定可能都有合理的解释，但它不能解释由此导致的成本飙升和供应不足。
这么高的标准真的是大众要求的全纳学前教育吗？毕竟学前教育只是正规教育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高标准真的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吗？钱辉的孩子没有那100平米就失去办学资格了？150人和180人的下限是否合理？
这些复杂苛刻的规定提高了行业的门槛，似乎保证了供应的质量。事实上，它们减少了市场参与者，增加了基本成本，导致了实际的“饥饿营销”，迫使消费者在无供应和高价供应之间做出选择。幼儿园办学难是学前教育资源稀缺、成本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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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宇
